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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战败者：1917-1923年欧洲的革命与暴力》罗伯特·格瓦特 著 朱任东 译 译林出版社

1931年，温斯顿·丘吉尔在《不为人知的战争》中写道：“无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，双方都毁灭了。所有的皇帝及其继承人都被杀死或废黜了……所有人都是战败者……那些从战场上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，归来时无论是带着胜利的桂冠还是失败的噩耗，他们的家园都已被战祸吞噬。”

这里所描述的战争，是带给欧洲人巨大伤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在一般人的认知里，战争有结束的一天，但实际上，战争往往没有随着停战而结束。

“一战”就是如此，对于战胜国来说，1918年11月11日就已经意味着战争的结束，但对于战败国来说，它却是一场巨大暴力灾难的开始。在很大程度上，“一战”对欧洲的破坏性并不只是西线残酷的战斗，而是其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，即在战后爆发冲突的地区，人们被革命、大屠杀、种族清洗和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彻底野蛮化。 1917年至1923年间，遍布中欧、东欧和东南欧的暴力冲突导致数百万人死亡，而正是在这样的战争废墟上，极端意识形态开始形成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别在意大利和德国取得胜利，并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。

在《战败者：1917-1923年欧洲的革命与暴力》一书中，德国学者罗伯特·格瓦特试图向人们揭示，对于“一战”战败国及其人民来说，冲突和流血事件直至1923年才暂告结束，同时，被遗忘的战后暴力冲突其实成为了欧洲堕入黑暗的关键一步。

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就是个例子，书中写道：“几个世纪以来，穆斯林、犹太人、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东正教基督徒一直在士麦那和平共处，但近十年的战争改变了这种民族关系。奥斯曼帝国在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，1914年8月它作为德国的盟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结果发现自己又一次沦为战败国。”

《战败者》所提到的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”，是一个界限明确的时间段，通常认为始自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的签署，迄于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。然而，这个时间段只是对主要的战胜国，即英国和法国才有意义，它们在西线停止了敌对活动，的确意味着战后时代的开始。“然而，对于生活在里加、基辅、士麦那，以及中欧、东欧和东南欧许多地方的人们来说，1919年没有和平，只有连绵不绝的战乱。”

俄国学者彼得·斯特鲁韦就这样描述自己的观察：“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停战协定而正式结束了。然而实际上，从那一时刻开始，我们所经历的和正要经历的，都是这场大战的延续和转型。”

“一战”后的许多战争，往往是新兴国家和旧国家之间的冲突，如苏波战争、希土战争等，它们爆发于哈布斯堡和奥斯曼等崩塌帝国的疆域，实际上是新边界的划定。

暴力无处不在，旧帝国一个个崩溃，新政权的更迭充满了血腥。仅在1917年至1920年间，欧洲就经历了至少27次以暴力方式进行的改朝换代，许多都伴随着可能或已经爆发的内战。最极端的情况当然就是俄国本身，内战导致三百多万人丧生。

罗伯特·格瓦特认为，战争扭曲了人性，也让暴力在战后持续，人们无法在战争的狂热状态下回到原先的模样。同时，战后各国政府多半疲于奔命，太多事情无暇顾及，也让许多群体遭遇困境和苦难，继而试图以暴力解决问题。尤其是背负着巨额赔款的战败国，崩溃不可避免。

至于“一战”后的民族自决，看似轰轰烈烈，也符合民众的呼声，但各种纠纷和冲突也超出了人们的预期，甚至无法解决。奥斯曼帝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，许多人被迫离开祖先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，前往完全陌生的“祖国”，同时又被“祖国”所嫌弃。奥匈帝国也是如此，诞生的新兴民族国家互相驱逐非本民族居民，无数人流离失所。

“一战”前的欧洲，处于一种高歌猛进的状态。人们已经忘记战争，甚至认为从此不会再有战争，工业和科技的进步带来太多憧憬。在欧洲的一些大都市，比如维也纳，物质与文化都极为璀璨，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光辉。谁也不会想到，一切竟然会戛然而止。

原本在欧洲大陆上存在的多元化，反而在这样的重构中消失，为族群冲突埋下了更恶劣的种子。民族自决中的血腥暴力，让许多潜藏的野心家找到了“灵感来源”，也让“二战”的悲剧最终到来。

（作者为作家）股市配资杠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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